王志珍(1942—)，女，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家。祖籍蘇州，生于上海。九三學社社員。1964 年畢業(yè)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物理系，后一直在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做研究工作。20世紀70年代中期參加中國胰島素研究的“第三戰(zhàn)役”——胰島素結構與功能關系研究。80年代初期，參加胰島素A、B鏈相互作用及重組等研究。本世紀初開始進行蛋白質折疊及折疊酶和分子伴侶的研究。目前集中在蛋白質氧化折疊及內質網質量控制的研究。
王志珍
今年是中國科學家在國際上首先成功地人工全合成具有全部生物活性的結晶牛胰島素五十周年，我們隆重紀念中國科學史上也是世界科學史上這件偉大的科學實踐。我是中國生化界的小輩，這里談一點自己與胰島素研究的因緣和感想。
1958年“大躍進”時期，一群中青年科學家“初生牛犢不怕虎”，狂想出“合成蛋白質”的科學問題。更不可思議的是，居然僅在7年的時間里把這個狂想實現了！而且還是在新中國建立不久人力、物力、財力極其缺乏的條件下實現的。那時的工作條件與我們今天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啊，那時中國落后于世界的距離是現在的年輕人無法想象的。所以挖掘總結多少條“艱苦奮斗、銳意創(chuàng)新、勇攀高峰”的經驗和規(guī)律都是不夠的。
在上海生化所，鄒承魯先生的小組在人工全合成工作中首先解決的胰島素A、B鏈二硫鍵拆合問題為決定合成路線和保證分別合成的A、B鏈的成功重組成有活性的胰島素分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且提出了“天然胰島素的結構是所有可能結構中最穩(wěn)定的結構之一”的重要結論，這無疑是對蛋白質折疊問題的重大貢獻。不幸的是由于此工作的任務導向性加上“文革”的種種干擾，胰島素人工合成工作中初放的蛋白質折疊問題的碩大蓓蕾卻沒有及時綻放。20世紀70年代，美國Ili Lilly公司生產第一代DNA重組胰島素所用的條件與中國科學家發(fā)表的重組條件十分相似，也說明中國科學家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成果對人類健康的重要貢獻。
我1964年大學畢業(yè)，卻到了“文革”后期才開始接觸科學研究，幸運的是一開始就觸到了胰島素，那已經是繼人工全合成、晶體結構解析后展開的胰島素結構與功能關系研究的“第三戰(zhàn)役”了，我參加的是胰島素化學修飾與活性的關系研究。
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初期，“科學的春天”來到，鄒承魯先生重拾胰島素研究，謂“老題新做”，即胰島素二硫鍵拆合成功的基礎研究，在北京的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重新揚帆啟航。我有幸成為其中的一名船員，開始用蛋白質二硫鍵異構酶研究胰島素A和B鏈的重組，從這開始就與“蛋白質折疊”結上了緣。胰島素A和B鏈的重組問題實際上比單肽鏈的核糖核酸酶的復性問題要復雜得多。經過十年的工作總結出胰島素分子折疊的觀點：“胰島素A、B鏈本身已經具有一定的結構，含有形成天然胰島素正確結構的全部信息，能在溶液中相互識別和相互作用從而導致三個二硫鍵(包括二個鏈間二硫鍵，一個A鏈內二硫鍵) 正確配對，形成結構最穩(wěn)定的天然胰島素分子”，闡明從化學合成的胰島素A、B鏈生成天然胰島素分子的蛋白質折疊規(guī)律。
改革開放后，國家更加重視和支持基礎性科學研究，從1989年開始經科學界認真討論，遴選了30個國家基礎性研究重大國家課題，構成了“攀登計劃”的首批項目。其中有鄒承魯先生“新生肽鏈及蛋白質折疊的研究”的項目，我有幸承擔“幫助蛋白質折疊的生物大分子——分子伴侶和折疊酶”的子課題，邁開了我新的科研生涯步履?；仡欁约旱目茖W研究歷程，我有機會幸運地站在中國前輩們胰島素研究的肩膀上，才能在蛋白質折疊問題上開展工作。今天，我們紀念中國科學家人工合成胰島素五十周年，深深緬懷創(chuàng)造奇跡的前輩們。
1986年，我作為鈕經義先生為團長的成員參加了Munich-Shanghai Symposium on Peptide andProtein Chemistry。鈕先生在招待會上激情地朗誦了自己用英文寫的歌頌中德科學家友誼的詩。他讓我陪他給夫人挑選禮物。1979年，在德國Aachen舉行了Second International Insulin Symposium，當時我和生化所的朱尚權先生剛好在Aachen德國羊毛研究所工作，汪猷先生、龔岳亭先生和馮佑民先生從國內來參加此會。記得羊毛研究所所長Zahn教授(世界上三家人工合成胰島素的實驗室之一) 的晚宴請了Dorothy Hodgkin 教授以及我們五位中國科學家。晚宴結束已是很晚了，汪先生囑咐朱尚權必須把我送到家。由于朱尚權與我住地是相反兩個方向，遠離汪先生的視線后，我堅持請朱尚權趕緊回他自己家。龔岳亭先生的英語是有名的漂亮，很多外國同行都會問這么好的英語是在哪里學的呀。我第一次認識許根俊先生是1985年前后，他來看鄒先生，我剛好在新買的HPLC上鑒定蛋白質二硫鍵異構酶。他問了我許多問題，我很緊張，就好像在答考題那樣回答了他的問題，他給我提了不少好的實驗建議。20世紀90年代他曾在我們生物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當過一段時間的主任，記得他給我們講他在安徽鄉(xiāng)下念書時，又瘦又小的他在冬天上學路上一段結了冰的陡坡上爬上去二步掉下來三步的經歷。20世紀80年代，我們在一次全國多肽學術討論會后到武夷山，一路上張友尚先生給我們講故事不斷，爬到山頂，聽故事的我們都已累得喘不過氣來，年已六十的張先生卻拉開嗓門高歌一曲，還帶著我們一起唱。杜雨蒼先生多才多藝，“除了會做實驗，剪裁縫制西裝，中西大餐烹飪，樣樣都行”是鄒先生告訴我們的，杜雨蒼先生得知后十分高興地說“這話像是鄒先生說的”。在鄒先生實驗室工作了近二十年，只說一件我強烈反駁鄒先生的事，他說我練的體操是雜技加舞蹈。我認識的胰島素合成中的先生們大多數故去了，我愿意以這些“小事”在我心中永遠記住這些鮮活的、“平?！钡?、親切的他們，是作出重要貢獻的科學家前輩，更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
（本文原發(fā)表于《生命科學》2015年第27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