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多1944年出生，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院士，發(fā)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曾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上?？茖W技術進步獎一等獎、二等獎，何梁何利科學進步獎，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和全國先進工作者（勞動模范）等。

　　從1965年考入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算起，王恩多已經(jīng)在生化領域耕耘了半個多世紀。她不僅在酶與核酸相互作用這一科研方向上做出了杰出貢獻，更憑借自強自立的精神和對婦女事業(yè)的關注，成為當代女科學家的代表。

　　“三八”婦女節(jié)前夕，我們走近這位女院士，聆聽她的故事。

　　兩位女性“偶像”，為我種下了科學的種子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已經(jīng)走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個人命運與家國大義深刻地糾結在一起。正是在那樣的歲月中，1944年，王恩多出生于“陪都”重慶，直到6歲時，全家才隨父親的工作調(diào)動遷回山東。

　　山東諸城相州歷來名人輩出，王氏家族更是“家聲赫然，冠海岱間”，王統(tǒng)照、王愿堅、王希堅等文化名人均出于此。王恩多在家中排行老二，父親曾留學蘇聯(lián)中山大學、德國柏林大學，母親畢業(yè)于當時著名的曲阜二師，是一名老師。

　　生長在這樣一個書香門第，王恩多的父母對她卻沒有過高的要求，尊重天性、順其自然就是王家的教育理念。

　　正由于此，王恩多在中學時就對自然科學產(chǎn)生了強烈的興趣。不過，能從傳統(tǒng)文人家庭走上科學之路，王恩多說，還要歸功于自己的兩位女性“偶像”。

　　解放周末：聽說您從小就特別喜歡讀書，為了多讀書，甚至自薦到山東省圖書館擔任兒童服務員。在廣泛閱讀的過程中，您是怎樣將興趣鎖定在科學上的呢？

　　王恩多：我記得小時候家里有一本世界經(jīng)濟地理地圖，我特別愛看。那本地圖圖文并茂，很吸引人，比如講軍艦，擁有量多的國家，地圖上就標一個大的軍艦圖示，擁有量少的就標一個小軍艦，糧食、石油也是如此。當時的中國什么樣呢？除了人口一項的圖示是最大的，其他的圖示都很小。每次我看的時候就在想，我們總得趕上去啊！

　　怎么趕呢？初中時，我在學校圖書館讀到兩本雜志：《知識就是力量》和《科學與技術》，我每期都看，發(fā)現(xiàn)科學是真正對社會有推動力的，對國家和百姓都大有好處，于是慢慢對它產(chǎn)生了興趣。還有一本書也對我產(chǎn)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居里夫人傳》。讀完這本書后，居里夫人就成了我的偶像，我特別向往將來能成為一位像她一樣的女科學家。

　　解放周末：對您來說，居里夫人是一位遙遠的“偶像”，而在生活中也有一位對您影響至深的人——您的表姨媽、我國著名植物細胞學家吳素萱。

　　王恩多：是的。1955年，她發(fā)現(xiàn)了植物體細胞核穿壁運動的現(xiàn)象，并提出了許多獨創(chuàng)性的新見解，影響很大。我記得當時家里人常拿著報紙說三姨媽又得了什么什么科學獎，我就覺得，她真了不起?。?/p>

　　后來我才知道，她不僅獲得了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細胞生物學博士學位，更在烽火連天的戰(zhàn)爭年代毅然選擇回國，成為西南聯(lián)大為數(shù)不多的女教授。她的確是就在我身邊的“偶像”。

　　解放周末：她在科學上取得的成就激勵了您，除此之外，還有哪些交往中的細節(jié)讓您印象深刻？

　　王恩多：我高考時，因為招生錯漏，到了曲阜師范學院化學系就讀。因為自己一直都有考取研究生、繼續(xù)科研之路的愿望，就經(jīng)常寫信給三姨媽，跟她交流自己的想法和困惑，她也每封必回，給予了我很多幫助和指導。

　　1965年，我有幸考取了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的研究生。當時，中科院所有新生都要集中到北京的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科大一分部）學習哲學和英語，那里離三姨媽在北大的家很近。三姨媽一生未婚，又很喜歡孩子，我沒事就會去她家和她做伴，對她的認識也是那時候才生動豐滿起來的。

　　三姨媽是非常理性、嚴謹?shù)?。科學家都有自己做事的一套方式：她總是提早5分鐘到辦公室，每天幾點起床、幾點吃早飯、幾點出門、乘哪一班公交車都是固定的。有一次見她縫被子，我擔心她上了年紀看不清楚，就說我來幫你。她說不用。原來她把4根線的長度都測量好了，線縫完被子也就縫好了。她就嚴謹?shù)竭@個程度。

　　三姨媽非常敬業(yè)。好幾次我半夜起來上廁所，還聽見她房間里的打字機敲個不停。那時請她去國外做報告的人很多，她都拒絕了，因為她覺得出國太耽誤時間?！拔以谧鍪裁垂ぷ?，人家可以通過我的論文知道，這就夠了。”她總是這么說。

　　他們這代科學家總是很謙虛。記得有一次，我拿著一句很難的英文句子去請教三姨媽，她怕出錯，讓我去請教住在樓下的饒毓泰伯伯。饒伯伯是我們國家的物理學泰斗，留美多年，他看了又讓我把書留下，第二天他再問問在美國待得更久的弟弟。這件事我印象很深。這些大師成就再高，也不會覺得自己真的精通了什么。學無止境，這就是科學研究的精神。

　　為了探求科學真理，而不是為了個人名利

　　由于歷史原因，王恩多有兩次研究生求學經(jīng)歷，而正是這并不平坦的求學之路，讓她幸運地遇到了兩位“人生導師”。

　　1965年，本科畢業(yè)的王恩多考入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酶學研究室，師從我國著名酶學專家鄒承魯先生。入學不到一年，“文革”開始。1968年，中科院所有研究生都被派到天津小站農(nóng)場鍛煉，王恩多也不例外。在農(nóng)場鍛煉一年半后，她回到研究所工作。1975年，為了解決她與丈夫兩地分居的問題，組織上將她調(diào)回山東任教。

　　1976年底，王恩多來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學所出差時，遇到了時任生化所所長王應睞教授，他告訴王恩多：“你可以復學，到這里來做我的學生?！?/p>

　　盡管恢復研究生招考制度后王恩多拿到了補發(fā)的畢業(yè)證書，但對科研割舍不下的她還是選擇了重考一次。1978年，34歲的王恩多第二次考取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研究生，成為王應睞的學生。

　　有人說，王恩多的名字暗含著“師恩多多”。的確如此。鄒承魯、王應睞兩位先生留給她的遠不止師恩這么簡單，老一輩科學家艱苦治學的精神和淡泊名利的胸懷，更對王恩多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解放周末：您在許多場合都曾表達過對鄒承魯、王應睞兩位老師的懷念和感激。在您看來，他們對您影響最深的是什么？

　　王恩多：兩位老師的恩情是數(shù)也數(shù)不清的，他們對我的關愛和在科研之路上給我的指引讓我感念至今?，F(xiàn)在想來，當初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兩位老師對科研的堅持，更是他們留給我和后來人的寶貴財富。

　　記得我在讀王應睞先生的研究生時，曾因研究需要赴京數(shù)月，在鄒承魯先生所在的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做實驗（1970年，鄒承魯被調(diào)到北京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工作）。那時，上海生化所的實驗大樓剛剛建好，實驗室的條件在國內(nèi)是最好的，每層樓都配有一個冰庫。到了北京我發(fā)現(xiàn)生物物理所的條件差了很多，全所分布在8個地方，被人們笑稱為“八大處”，后來又增加了5個，變成“十三陵”了。鄒先生的實驗室在動物所的五樓，而實驗所需的熒光儀卻放在要走20分鐘的另一幢樓的四樓上，冰庫也很遠。所以每次做實驗，我都是在上海純化好酶，再帶到北京去。可鄒先生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取得了突破，1979年還在頂級期刊《Nature》上發(fā)表了論文?，F(xiàn)在想想，多不容易啊！

　　解放周末：和過去相比，如今的科研條件和環(huán)境已經(jīng)有了很大改變。今天看來，老一輩科學家艱苦治學的精神有何意義？

　　王恩多：鄒先生一生獲得過2次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4次二等獎，他最后一次獲獎是在78歲高齡的時候?？蒲猩绱酥L，能這樣堅持下來的科學家并不太多。他做科研，就是想把科學問題搞清楚、揭示生命的奧秘，所以才能保持這樣的激情。

　　王應睞先生也是這樣。他是我國現(xiàn)代生物化學事業(yè)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兩個大項目的協(xié)作組組長。在他去世前十年，我們都在同一個課題組，幾乎天天見面。他曾多次談到，胰島素人工合成時二硫鍵拆合的關鍵問題是以鄒先生為首的一批科學家解決的，這為胰島素的人工合成奠定了基礎。在他80多歲的時候，很多人要為他申報科學獎，他卻說：這都是過去的事了，得這個獎有什么用?。?/p>

　　兩位老先生就是這樣一心撲在科學事業(yè)上，絕不是為了個人的名和利?，F(xiàn)在，我還常常跟年輕學生們講他們的故事，因為我始終認為，做學問首先要熱愛、要有好奇心；其次態(tài)度要端正，你得真正是為了探尋某個科學問題而來的；還有就是要誠實。如果做不到這幾點，你給他的榮譽越多，他越是會帶壞一批人，早晚是要出問題的。一場“翻身仗”打了七八年，不堅持是絕對打不下來的

　　1992年深秋的一個午后，王恩多拎著行李走出巴黎機場，乘火車前往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分子與細胞研究所，和外國同行開展合作研究。

　　彼時，沒有人知道，就在那年夏天，48歲的王恩多被診斷為乳腺癌。為了不耽誤剛剛起步的新項目，王恩多在接受完腫瘤切除手術一周后就出了院。四個多月后，她像正常人一樣出現(xiàn)在法國的實驗室里，像常人一樣用放射性同位素進行實驗。直到多年后，在一次閑聊中，當時一起合作的法國研究員才得知王恩多那時的身體狀況，直搖頭說“不可思議”。

　　認識王恩多的人都知道，這就是她。無論是姨媽吳素萱，還是鄒承魯、王應睞兩位恩師，他們教給王恩多的，都是對科研的堅持。也正是因為這種“從未想過放棄”的堅持，才讓王恩多帶領課題組填補了中國在酶與核酸相互作用研究領域的空白，并取得突破，讓世界生物化學界為之矚目。

　　解放周末：您長期從事酶與核酸的相互作用，尤其是氨基酰-tRNA（轉移核糖核酸）合成酶及其相關tRNA的研究。您會怎樣向非專業(yè)人士介紹您的研究？

　　王恩多：蛋白質(zhì)、核酸、脂類等是構成人體細胞的基礎物質(zhì)。每個細胞都有蛋白質(zhì)合成系統(tǒng)，要產(chǎn)生正確的蛋白質(zhì)，就需要正確的“生產(chǎn)原料”和“生產(chǎn)模板”，核糖體則是合成的機器。氨基酰-tRNA就是合成蛋白質(zhì)的原料，它攜帶氨基酸和與模板配對的反密碼子，在核糖體上合成蛋白質(zhì)。氨基酰-tRNA是由氨基酰-tRNA合成酶這一類酶催化合成的，它們產(chǎn)生的正確的氨基酰-tRNA保證了遺傳基因翻譯為蛋白質(zhì)的正確性。否則細胞功能異常，對人而言就會導致疾病。比如，如果神經(jīng)細胞中的蛋白質(zhì)不對，就可能產(chǎn)生神經(jīng)性疾病；如果心臟細胞的蛋白質(zhì)不對，就可能產(chǎn)生心臟疾病。我們還發(fā)現(xiàn)了這類酶本身有一個“校正系統(tǒng)”，它能把錯誤的氨基酸去掉，能夠盡可能地讓細胞內(nèi)合成蛋白質(zhì)的原料是正確的。

　　反過來，如果我們破壞了某些病原菌的氨基酰-tRNA合成酶，病原菌也會被殺死，利用這個原理我們可以設計新型抗菌素。研究越深入，你就越會覺得生命真是太奇妙了，這里面有無窮無盡的樂趣。

　　解放周末：在“氨基酰-tRNA合成酶與tRNA相互作用”領域里，讓中國的研究在國際上占據(jù)一席之地，一直是中國科學家們的愿望。今天，這個心愿可說是基本實現(xiàn)了。但最初起步時，似乎并不容易？

　　王恩多：1991年，我接到任務，開始著手于王應睞先生交給我的“氨基酰-tRNA合成酶與tRNA相互作用”的課題研究。當時因為這個課題本身難度很大，之前組里僅有的3位副研究員都離開了，研究工作已經(jīng)停滯了近三年，要人沒人，要經(jīng)費沒經(jīng)費，可以說是“白手起家”。

　　我?guī)е鴥蓚€研究生和兩三個工作人員從最基礎的配制測定的試劑開始做起。那時我們一年只有3萬元的研究經(jīng)費，加上國家重點實驗室給予的3萬元補貼，一共6萬元。實驗所需要的同位素很貴，經(jīng)費相當緊張。酶也需要從大腸桿菌里提取，當時我們沒有發(fā)酵罐，就拉著三輪車去北京西路的醫(yī)藥工業(yè)研究院把發(fā)酵液拖回所里，再用大型離心機把菌體分離出來，才能得到分離純化酶的材料——大腸桿菌。這個過程是很艱苦的，提純酶要通過5個不同的層析柱，我們怕酶失去活性，要隨時監(jiān)測、及時收集。4個小伙子經(jīng)過一周的連軸轉才能提到幾毫克的酶，只夠做三四次實驗。

　　經(jīng)費和人手都非常緊張，壓力也很大，我的身體就出現(xiàn)了問題。1992年，我被查出了乳腺癌，腫塊摘除后縫了40多針。

　　解放周末：面對這么困難的局面，有沒有想過放棄？

　　王恩多：從來沒有。那時候，我每天就想著有什么辦法能把這件事情做好，有什么辦法能解決遇到的一個個具體問題。從1991年到1995年，我們都在搭建基礎。這個過程是很難，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換一個簡單的題目來做，更沒有想過放棄。

　　堅持下來，后面慢慢就好了。幾次到國外科研機構的訪問合作，促成了一些關鍵技術問題的解決。比如，酶和tRNA都能夠通過基因克隆的方法獲得，做實驗就方便了很多，后面的“開花”“結果”也就順理成章了。1995年，我們終于發(fā)表了第一篇研究論文，到了1998年、1999年的時候，研究成果不斷涌現(xiàn)，甚至有一年連發(fā)了3篇《Biochemistry》，國際同行們就知道了中國當時也有做“氨基酰-tRNA合成酶與tRNA相互作用”的?，F(xiàn)在在這個領域，大家都知道中國有個王恩多。但這場“翻身仗”我們足足打了七八年，如果不堅持是絕對打不下來的。

　　女性應以工作求平等，以貢獻得地位

　　在王恩多的電腦里存著這樣一幅數(shù)據(jù)圖：在她所在的中科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從研究生開始，到未定級、初級、中級和副高職稱的研究員，女性人數(shù)均遠遠多于男性；但從正高職稱的研究員開始，男性數(shù)量大幅超越女性；到了院士級別，女院士只占20%；在整個中科院，更只有5%的院士是女性。

　　這組數(shù)據(jù)是王恩多專門從研究所負責人事的同事那里查到的，在與婦女話題相關的大小會議和講座上，她總會舉這個例子?！芭栽酵献咴诫y，為什么？這就說明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還有很多空間可以努力?！?/p>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王恩多連續(xù)12年擔任所里的婦委會主任，連續(xù)7年擔任上海市科技系統(tǒng)婦委會正副主任，還兼任過全國婦聯(lián)執(zhí)委和上海市女科學家聯(lián)誼會理事長等職務，也獲得了諸多“巾幗”“三八”頭銜的榮譽。

　　女性在事業(yè)上的成功是否意味著一定程度上對家庭的犧牲？王恩多并不以為然：“社會對女性價值的認定應當更加多元，女性也更應該自尊、自信、自立、自強，以工作求平等，以貢獻得地位。”

　　解放周末：長期以來，您在婦女事業(yè)上投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在科學家中并不多見。這是為什么？

　　王恩多：1986年從美國回國后，所領導就一直讓我兼做所里的婦委工作。剛開始我只是把它當作一項普通工作。那時，常常要去市婦聯(lián)開會，我接觸到了許多優(yōu)秀的女性，大家在一起交流讓我深受觸動——女性需要平等的機會和廣闊的平臺，我們應該為女性搭建更多這樣的平臺。

　　我們總在提倡“男女平等”，實際上男女真正平等了嗎？“隱形天花板”真的不存在了嗎？我們知道并非如此。關鍵是要努力創(chuàng)造一種氛圍，從根本上讓職業(yè)女性覺得，女性不比男性差，甚至可以比男性做得更好。

　　解放周末：創(chuàng)造這種氛圍，需要哪些政策和制度規(guī)范上的保障？

　　王恩多：就拿女性科研人員的發(fā)展來說，有人說，女性科研人員創(chuàng)造力不如男性，其實并非如此。

　　女博士從28歲畢業(yè)到35歲期間的確是一道坎，她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在進入科研領域后不久都要結婚生子，這就造成許多優(yōu)秀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在生育后面臨難以跟上同齡男性科學家的情況，在申請科研課題、申報科研獎項時也常常會錯過最佳時期。

　　所以，在我們的呼吁下，國家自然基金“優(yōu)秀青年基金”課題將女性申請的年齡限制比男性增加了2歲；在部分黨政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中，也開始嘗試男女同齡退休。這就是我們的進步。男女平等，并不是說因為你是女性就要特別照顧你，而是要在政策制定上考慮到女性發(fā)展的特殊性，并給予適當調(diào)整。

　　解放周末：您曾說，“社會和家庭都應該為女性提供更多支持，讓她們在人生面臨重要選擇時可以不放棄自己的事業(yè)”。平衡好事業(yè)與家庭是許多女性的夢想，您是怎樣平衡自己的事業(yè)和家庭的？

　　王恩多：有一年，我丈夫高血壓導致眼睛充血發(fā)紅，醫(yī)生囑咐他每天要喝芹菜葉榨成的汁。我就每天早起去菜市場，買了最新鮮的芹菜，洗干凈后再榨汁給他喝，不出一個禮拜他的眼睛就好了。那年我正好得了上海市自然科學一等獎，在和科委領導座談的間隙，我無意中談到了這件事。大家都露出很驚訝的樣子，“王恩多居然會做這樣的事”。

　　其實這有什么奇怪的呢？我是科技工作者，是勞模，也是妻子、母親，無非是家務事盡量簡單點做，不要搞得那么復雜。有一次，我一個學生的母親做了一道很復雜的菜，他告訴我做法后說：“王老師是肯定不會這么做的，您肯定是整鍋雞一起燉?！贝_實，家里的事我都做，但是盡量花最少的時間做，家人也一直很理解，這是我的幸運。

　　解放周末：您覺得當代女性的價值應當如何體現(xiàn)？

　　王恩多：我們這個社會對女性價值的認定應當更多元。女性應當以工作求平等，以貢獻得地位。這不是說女性只有在事業(yè)上取得成就才是成功，哪怕你只是把你的小家庭照顧得很好，也是對社會的一種貢獻。

　　《解放日報》 2019年3月8日 第9版

　　作者：雷冊淵